摘要:
| 战胜自我,克服危机 |
互联网周刊 2003年05月12日 冯禹丁 |
本刊记者 冯禹丁 政府行政透明和信息公开,公众的知情权这些话题在以前已经提出多次了,但影响都有限,一直也没有对旧有机制构成实质性的触动。而当事关公民,而且是全社会范围内公民的生命权的SARS汹汹而来时,政府已经拿出一个现代政府在这方面的应有姿态。 有人说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隔绝信息的做法不再行得通,因而必须信息公开,如果说“不得已”是这次改变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会是一个改变常态思维的契机,还是仅仅止于一种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类似SARS的这样的压力早晚会消除,灾难退去后,官员的观念和行政机关的作风会随之复归吗?我们已经看到,既成观念和传统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并体现为一种稳定的机制或文化,其系统的平衡很难被打破,而惯性力量也是强大而持久的。加入WTO、参与全球化的目的之一便是引入新的游戏规则,以对抗这种力量。如同一个人的免疫力,一个现代社会,在危机来临时应该有一套有效的自身应对机制,其中发挥作用的便是一些现代社会游戏规则,比如信息真实、全面和及时地发布,公民的知情权受法律保护,公共信息政府与公众共享等。同时,定位于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有限政府”不须背负过于集中的压力,它也不是孤胆英雄,大量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中间组织”(媒体、协会、社区组织等)会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地发挥危机缓释和熨平效应。 这是一系列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些制度或是社会组织形式不是孤立的,它们构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自身的运转机制和规律,当危机来临时,这套系统能完成及时的反应、调整和适应,把一个社会的弹性和潜能最大限度的集结、发挥出来,对抗自然对人类的挑战。当我们的社会组织在接受SARS这类考验时一度暴露出不必要的内耗时,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离现代社会的差距在哪里。 信用不光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石,也应该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石。以往我们总提“稳定压倒一切”,出于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遇事总杜绝不了虚报瞒报等等,由此开始了路径依赖,陷入选择刚性,等发生始料未及的的连锁反应时,才发现先前的选择已经形成了危机放大镜。SARS危机再次证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开诚布公、相互信任和双向沟通才是实现安定团结的有效途径,前提是这种信任要与其他信任一样,建立在将心比心的诚信之上。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已经形成一种“管控”思维,这种思维本身已经包含对公众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在危机来临时导致部分官员只感觉到要为危机负责的压力,而没有与公众共同面对现实的勇气,也看不到公众的心理承受力实际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弱。压力来自何方,勇气遁于何处,为何对形势低估误判,恐怕在于畏惧干扰了判断力:担心场面失控、害怕形势突变等等。这跟局部地区公众一度因为信息不对称而爆发抢购的心态不无相似。可以看出,这种恐慌和恐惧都来自于对信息掌握不足和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感。 大导演赖特·沙马兰在描写恐惧感的电影《天兆》中问人们:当危机来临时,你是做一个能寻找和发现细节的人,还是做一个只求等待奇迹的人。其实,畏与不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存在于集体无意识中,公众和政府都不例外,如同个人克服畏惧的过程一样,一个政府要战胜危机,首先要战胜自我,拿出直面危机的勇气,在现实中寻找和发现战胜它的力量。与盛行封闭思维和本位文化的社会相比,人们更愿意信赖一个敢于面对现实和惯于沟通的社会,因为它在危机时表现出来的镇定和有条不紊更能给人们以安全感。 我们希望SARS离开得越早越好,而它带给我们的这些启示和受欢迎的改变保留的更长久些。 |